齊抗抑鬱症

曾於2006年6月23日刊登於信報副刊 -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林永和醫生

抑鬱症是市民關注的健康課題，但社會上對抑鬱症的埋解莫衷一是。阿樂二十來歲，尚有一年才完成大學課程；健康良好、性格活潑；今天因眼睛不適來求診。他目光散渙，狀甚疲倦，猜想這是連夜看世界盃的結果，便以列強戰況開展話題。誰知平素熱愛足球的他，竟一場也沒有看。他表示，數月來對一切都好像沒興趣，經常起床後提不起勁上學，考試幾乎捱不過，尚欠兩份習作才可升班。對熱鬧的宿舍生活感到厭惡，最近更搬回家，疏遠朋友。嘗試探討情緒，最初他頗為被動，及後才承認自己情緒很低落，覺得人生沒目標、自己不出色、將來亦不見得有何作為。連同失眠、食欲不振、疲倦及思想遲緩等，顯示他患有抑鬱症。

除了父親給予的讀書壓力及女朋友的忽冷忽熱外，阿樂找不到抑鬱的原因。雖沒有自殺念頭，但他亦察覺自己愈來愈不對勁。他嘗試自救，選看些快樂哲學、心理自助書籍，奈何幫助不大；想過看醫生，但又害怕服藥；找朋友和父母傾訴，被評為強說愁，只接收到類同「不要鑽牛角尖」的勸勉。姐姐較為諒解，建議與他一同上教會；女朋友則迫他做運動來提升情緒，但他老是推卻，二人因而仍在冷戰。

人人皆會情緒低落，要界定為抑鬱症，便要視乎其持續性、嚴重程度及對生活功能及社交的影響。除情緒外，抑鬱症還有身體、思想及行為病徵，臨床診斷須符合嚴謹的標準。然而，由於抑鬱症成因複雜，包括遺傳、生理、心理及環境因素，每個抑鬱症患者的病情可以差距很大。患者不容易理解這些因素的互動，按照自己對抑鬱的理解來判斷求助與否，以及選擇向誰求助。社工、輔導員、臨床心理學家、家庭治療師、家庭醫生、精神科醫生及護士，甚至神職人員，都可能是患者求助的對象。

心理治療派系眾多，其中以認知行為治療(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)最具臨床理據。該治療鼻祖Aaron Beck指出，抑鬱症患者的困境，在於對自己、處身的世界及將來的想法都很負面。負面思想、情緒及行為相互影響，治療便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。人際關係常被視為抑鬱症的源頭，家庭治療視抑鬱症為夫婦、親子或家人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下的產品。治療師有時會問患者「誰是你的抑鬱症？」，便是要把個人的抑鬱帶到關係上去處理，方為治本。宗教信仰在多個層面上都有抗抑鬱的作用，例如《聖經》中關於信望愛的道理，便正好針對了前述抑鬱症的思想謬誤。

從腦神經科學看，抑鬱症是腦部疾病。患者腦部有多種神經傳遞物質(neurotransmitters)出現失衡，導致腦部結構的改變。壓力與抑鬱症之間，亦已證明有密切的生理關係。故此，有效的治療便應針對這些生理失衡。心理治療或許能改善初期的生理變異，但較嚴重的抑鬱症便需要抗抑鬱藥物，把生理失調還原。不過，由於現在的藥物仍未能將所有的神經傳遞物質失衡調節，故此藥物的療效因人而異，但也接近70%。

像阿樂般愁城坐困，還在求助與否的抉擇中磋跎，比比皆是。積極的自救心漸被抑鬱症消耗，使他更不願求助。

家庭醫生在前線把關，主動探索抑鬱症的蛛絲馬跡，作全面的評估診斷，排除相似抑鬱症的身體疾病，在有需要時請教精神科醫生，並與其他助人的專業人士協調治療，便可全方位地幫助抑鬱症患者。阿樂瀏覽了憂鬱小王子之路(http://www.depression.edu.hk/)，明白各種治療的利弊，醫生亦約見了他的家人。他選擇了抗抑鬱藥治療。每週評估病情，接受輔導，個多月後，病情便開始改善。

市民不再害怕抑鬱症，懂得何時求助及如何幫助身邊的抑鬱症患者，這都有賴持平的健康教育。抗抑鬱藥須要配合其他的治療，才能發揮最佳的療效，洗滌患者的心靈，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