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先生的糖尿病。。。

曾於2007年4月27日刊登於信報副刊 -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陳潔玲醫生

2002年4月19日,超過一百名港島西及南區的坊間普通科醫生,接受醫管局邀請,一起到公營醫院,作「腦震盪」會議,商討「公私營合作計劃」( Private Public Interface, PPI ) ,筆者也是其一分子。時至今天,逾五年了,非常慚愧,我只交了白卷,未能為 PPI 作出一點實質的貢獻。

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前主席梁智鴻醫生,在 2002 年4月學院年報「主席的話」中提到PPI,一針見血地指出 − It takes two to tango」。作為一名基層的私家醫生,醫管局高層五年來的 PPI 會議,我全都出席了;由醫管局糖尿專科醫生,以一對四的小組培訓,亦撇下診所病人,跑到醫生去上足課,並考試合格了;電子病歷共享計劃,為日常診症帶來改變,亦曾和讀者分享 (見《家庭醫學手冊伴我同行》之《電子夾病歷 ePR》)。

常要「送走」病人

然而,到底是我出了問題,還是PPI只屬一廂情願,紙上談兵,未能體察、體會、體恤民情?我繼續感到慚愧,是未有「零的突破」,既未能為病人提供真正「一條龍」的服務,又未能「幫輕」公營門診內,半天要看五、六十個症的前線同僚,更未能為本港醫療體制分裂隔離的局面,找一條出路,究竟不足在哪裏?

今早剛看過五十歲的巴士司機黃先生,他是我多年的病人,2002 年我診斷他患上糖尿病。經過一年的飲食、運動、減磅,加上糖尿口服藥,他的「糖化血紅蛋白」達標至 6.5。由於大家熟稔,他坦白地告訴我,並非負擔不起我收取的醫藥費,但看公家始終「經濟點」;雖然現在所費有限,但誰敢擔保將來萬一藥物須要加完一款又一款,而且……。說實話,若我站在他的位置,決定也會一樣,因此,便寫了一份詳盡的報告,「送走」了他。然而,一年一度的眼底檢查、尿液微蛋白等,他又會繼續到我曾轉介他的另一個公營糖尿中心,因為那裏環境較新,醫護人員較親切,整體看來質素較高。

此外,每隔半年,他又會聽話地,大清早來我處「拮」手指,今天的結果是:空腹血糖 8.9,糖化血紅蛋白 7.7,根據「糖尿聯會立場聲明」,倆者俱為「普通至欠佳」,勸他繼續努力戒口及運動之際,檢視他正服用的糖尿藥,看來還有調較的空間,便寫了一封信給公營門診的醫生,並轉告他們另一糖尿中心的併發症報告。黃先生離開時,沒有拿走一粒藥丸,只欣然交了如看一次傷風感冒相若的診金,以及只收取成本的化驗費。

似乎,黃先生正用自己的方式,去體現他的「黃氏公私營合作計劃」。然而,我想,這是否最理想的模式呢?沒有黃先生這樣「醒目」,其他市民又會落入什麼光景?社區內「普通至欠佳」的糖尿病人,數目正靜悄悄地增長,將來的沉重醫療開支,又由誰來負擔?

前線醫生 承擔問題

我看到的,只是私營的那面。舊同學聚會,話題不免提及工作,以下是前線公營醫生的一些心底話,希望能令讀者對本港醫療體制有多一些了解:

「現在,醫管局門診每個病人,不計新舊,連電腦輸入,診症時間平均約五分鐘。做醫生的,最希望每個新症有二十分鐘跟病人相處,舊症也最好有十分鐘,電腦輸入另計。不過,醫生只是大機構裏的一個小員工。醫生想想是可以,要管理層首肯才成事。

「現在每人兩年合約,人工比私營低三分一,同一間醫院、同一部門亦同工不同酬,無福利事小,最慘是不擔保有培訓。醫生敢怒不敢言。

「再想,醫生只得幾分鐘診症,要出錯,易如反掌。病人是受害者,第一時間投訴或訴諸法律,管理層立即表態會調查事件,嚴懲犯錯者,絕不徇私手軟;醫生其實也是受害者,可惜沒人同情。管理層的問題,轉折間,要前線醫生來承擔。

「公營門診服務,包藥物、包驗血、對患有慢性病 (如糖尿病)的病人來說,當然不會輕易放棄這個得來不易的『覆診權』。況且,要動用三寸不爛之舌,去說服不願意離開公營體系的病人去自掏腰包,看他們素未謀面的私家醫生,不用說,午飯時間也將會報銷!」